最近有个城市因为“打黑”备受关注。懂得起的人都晓得，其“成功”是和后面一个人分不开的。多年来，此人以名门之后、铁腕风格、长得伸展、会说英语等长项闻名遐迩，素有中国“明星官员”之美誉，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代表作。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不久前他以个人的名义给这个城市1300万市民群发的一则短信（似乎忘了申报吉尼斯纪录）。短信是这样的：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据说，此举拉开了当地“红段子”短信大赛即“红言颂”的序幕，以抵制“黄段子”、“灰段子”对大众的浸染。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要用先进的文化占领手机短信阵地，使传播广泛的手机短信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我不晓得这场运动几个月来开展得如何。但常有从这个城市来的人，给我描述起该市在他的治理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对各种顽疾的出色治理。对此，我并不意外。这符合我们体制的特征和某些人的风格，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这种体制的最高成就。关于这种特征和风格，假如可以用一个术语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父爱主义”。通常，那些有着更多人格魅力的，那些特别自恋因而渴望支配更多人的，那些以拯救者和道德楷模自居的，都很容易成为这方面的佼佼者。让我稍感意外的，是那些讲述者在言谈中真诚流露出的兴奋和自豪（至少在和我们这个城市比起来时，底气是更足了）。我原以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以及更早以前的惨痛教训，大多数人对人治都应该有所警惕。但事实上，他们反感和厌恶的仅仅是“坏”的人治，而对“好”的人治尤其是“父爱”般的人治则充满了感激。姑且不说这样的人治可能造成的对私人领域的更大侵犯（据新华网报道，该市不少公务员因为要参加红歌会的排练，连周末也不能休息），其非制度性的短期行为以及借助于权力权威的强制干预往往会留下更可怕的后遗症。历史上，这样的实例可谓比比皆是。

父爱般的人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通常表达为一种极具公共利益和福祉的高尚愿望，还有许诺，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为了你或你们好。这使它有时看上去极为诱人。对此，Kant曾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像父亲般的政府，即使是依据对其人民实施“仁爱”的原则而确立起来的，也意味着所能设想的最大专制或者说是最坏的政府。对中国人来说，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有着怎样的政府，这其实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既无法选择，历来也习惯了接受。但倘若因为做了该做的事就受宠若惊，感激得一塌糊涂，那是不是和“被卖了还争倒数钱”差不多呢？其中的理由不会是因为被卖了大户人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