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l Wittfogel在他那本影响很大却令国内专家集体喷痰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把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形态轻蔑地定性为“治水社会”，并声称正是这一社会形态造就了日后中国的专制主义体制。理由是，对以农耕经济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来说，治水防水从一开始就是最重大、也最根本的公共事业和政治策略，而大规模兴修水利则必然依赖于对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高度集中式的调配、组织和管理，这最终导致了“强大的治水官僚机构”的出现，同时也奠定了未来专制主义的结构性基础。不仅如此，在Wittfogel看来，由于缺乏足够的制衡国家的社会力量，东方专制主义注定也是所有极权体制中最全面和最暴虐的一种。

不用说，上述言论既敏感，又令人不快，特别是在“讲政治”的今天。不过，倘若撇开“专制”、“极权”、“暴虐”这些刺激性的字眼，从中受到某些启发似乎还是可能的。比如我们引以为豪的“举国体制”以及颇负盛名的“人海战术”，其起源某种意义上便可追溯于此。它们大抵都属于“治水社会”的宝贵遗产，不仅感动过我们，而且历来也被当做是我们制度优越性的铁证。

类似的考查也发生在长城上面。相比于水利工程，人们似乎更有理由把长城看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某种象征。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同样的，在最初的惊叹与由衷的赞美后，真正令人困惑的仍然不是景观本身，而是建造这一奇迹后面庞大的组织形式。18世纪末，也就是乾隆年间，英国派Macartney勋爵出使中国（史称“马戛尔尼使团”）。使团副使Staunton作为最早亲见长城的西人之一，在其后所著《英使謁见乾隆纪实》一书中首次表达了这种困惑：究竟是什么使如此多的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建造了如此艰巨的工程？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出结论说：长城在成功抵御外族入侵的同时，也更为成功地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对我们来说，承认这点似乎足足等了200年）。

然而，在所有关于长城的叙述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声音并非来自学者，而是Kafka。在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里，Kafka以他异乎寻常的想象回应了Staunton的困惑，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声称，长城从未起到防御外族的作用，事实上也无需这种作用。这不仅在于长城自始至终就不完整，充满了豁口，而且也因为“帝国是如此辽阔，还未等到追上我们，入侵者就已在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为什么又要修建长城呢，既然不具备任何实用的意义？Kafka暗示我们，恰恰是工程本身构成了长城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最好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想想吧，在一个大得几乎无边、时间长得几乎停滞、且人口众多的帝国，还有什么能比修建一座同样无边的工程更有效地驾驭人民呢？当然，说“驾驭”就有些露骨了，正确的说法是，让民众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进而涌现出高涨的爱国热情：

“人们三五成群，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无论是治水还是修建长城，一旦了解了其中的组织秘密，接下来的问题多半会是，又是什么使这样的组织形式得以发生和实现的呢？答案是，徭役。用今天更大气的话说便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或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民间的说法则不那么体谅了，怨之“摊派”或“无偿劳役”。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财政征课方式有三种，除贡、赋之外，就是徭役了。后者基本上也算是东方的特产，因为它几乎只能存在于家长制的国度中（Hegel在其《历史哲学》中将这种东方体制描述为“依靠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 按Kant的说法，这种未成年的状态其实就是启蒙前的或未经启蒙的状态）。既然国就是家，既然皇帝就是最大的家长，那屋头缺点啥子，或者家长想要装修些啥子，当娃娃的自然应该无条件地分担，以略表孝心。只是，天下孝子历来偏少，多有做脸做色的，有时还无理取闹一番，如陈胜吴广之流。

不过，最近有一部电影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忽然发现，有孝心的其实还阴倒多，而且是争着被“徭役”。一些未能“被徭役”的，其沮丧之情则溢于言表，委实令人惋惜。听听他们自己的心声吧，“妈要过生了，我们这些做儿子应该有所表示”。尽管这样的话听上去是那么熟悉，几千年前就有人说了，但现在听来还是感动了半天。不过，这还远不是全部。能在一部电影里一举集合多达170余位明星，这样的组织形式大概也只有治水社会或治水体制可以做到了。正如某制片人所夸耀的，就是好莱坞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阵仗啊。这是真的。我甚至想，要是Kafka能看到这部电影，他也许会同意，和该片相比，长城和水利工程简直不算什么。而和刚刚过去的一天所发生的相比，治水电影又是小巫见大巫了。